在全球经济贸易形势持续低迷，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迫切希望利用港口区位优势，结合便利的通关环境和高效的通关速度，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因此如何在做好执法把关，防止动植物及卫生疫情疫病传入的同时，完善创新国际航行船舶入境检疫模式，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成为海关服务地方港口经济的一个新的课题。本文重点就国际航行船舶动植物检疫工作的现状及无疫通行背景下如何开展动植物检疫工作提出几点思考。

1 无疫通行模式在我国国际航行船舶检疫中的应用

1.1 无疫通行的概念

无疫通行是世界卫生组织为减少公共卫生危害对国际贸易造成影响，通过分析世界疫情发展趋势，并将公共卫生危害风险概念引入传统检疫查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无疫通行是指各缔约国口岸主管当局如根据船舶或飞机到达前收到的信息认为该船舶或飞机的到达不会引起或传播疾病，则应当通过无线通讯或其他通讯方式授予其无疫，并允许船舶进入港口、离岸或登岸、卸载货物或储备用品；允许飞机着陆后登机或下机、卸载货物或储备用品，允许陆地车辆到达后上车或下车、卸载货物或储备用品。

1.2 开展无疫通行的意义

开展无疫通行是在贯彻国际卫生条例和加强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将国际公约与我国卫生检疫工作相结合的有效尝试；同时也是卫生检疫部门保障口岸公共卫生安全、促进口岸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可以为进出口岸的船舶加快通关放行速度，为国际交通和贸易提供最大的便利，这也是对国家一带一路规划、自贸区建设等战略规划的最大支持；通过开展风险分析，集中优势资源加强对高风险船舶的检疫，不仅是对现有检疫模式的必要补充，也能及时处置各类公共卫生危害，在有效提高船舶卫生检疫效率的同时也缓解了人员紧张与入境船舶业务增长的矛盾。

1.3 无疫通行在我国口岸的应用情况

自无疫通行概念提出以后，我国相关部门一直对其在口岸的实际应用进行探索与研究。裘烱良等利用决策树模型法对外来医学媒介生物的输入风险进行评估，从而为国境卫生检疫风险评估和预警提供了理论基础［1］；李林中等通过对四种医学媒介的繁殖特性及对其繁殖周期的测算，将国际航行船舶的电讯检疫与无疫通行进行了比较，并对电讯检疫的国际航行船舶如何实施后续卫生监管提供了科学指导意见［2］；许建鸣等通过对无疫通行的概念进行分析，阐述其在国际航行船舶入境检疫查验过程中实施的可行性，并在现有检疫模式基础上设计了基于无疫通行理论的新流程和模式，并对新体系进行风险分析［3］。通过口岸硬件设施升级，形成船舶监管信息化立体网络，打造智慧口岸；将航运企业、代理公司和码头公司纳入诚信分级管理体系，实现船舶通关线状监管。如今蛇口港区，国际航行船舶无疫通行率达到80%以上，靠泊即作业已逐渐成为港区新常态，检需检能矛盾得到有效改善［4］。

2 江苏口岸国际航行船舶动植物疫情检疫现状

2.1 江苏口岸国际航行船舶动植物疫情截获概况

江苏境内共有具备停靠国际航行船舶的开放性口岸13个。2014年，江苏口岸共进境国际航行船舶艘次，检出有动植物疫情船舶4761艘次，占入境船舶总艘次的31.79%；检出动植物疫情种次，检疫性有害生物1938种次，其中以鞘翅目的仓储害虫最多。检出的动植物疫情排名前十位的有害生物为：烟草甲、赤拟谷盗、锯谷盗、四纹豆象、绿豆象、玉米象、米象、异尖线虫、米扁虫和锈赤扁谷盗；检出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排名前十位的是：四纹豆象、异尖线虫、鹰嘴豆象、巴西豆象、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菜豆象、中对长小蠹、长小蠹属非中国种、刺蒺藜草和橡胶材小蠹。

2.2 江苏口岸国际航行船舶动植物疫情分析

2014年江苏口岸入境的国际航行船舶截获有害生物的船舶占入境船舶总数的31.79%，截获有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船舶占入境船舶总数的10.41%。这充分说明国际航行船舶是动植物疫情远距离扩散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据分析截获的疫情种类主要为来自于昆虫与杂草等容易发现的有害生物；真菌类病害主要有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小麦矮腥黑穗病菌、苹果牛眼国腐病菌等；动物疫情截获种次较低，主要为异尖线虫与死鸟疫情。截获场所主要为储藏粮谷与杂粮的干货间、甲板以及货舱。从厨房及食品舱中曾截获的疫情主要有：谷斑皮蠹、澳洲蛛甲、菜豆象、巴西豆象、鹰嘴豆象、四纹豆象、灰豆象等仓库害虫及小麦矮腥黑穗病、小麦印度腥黑穗病、假高粱、三裂叶豚草、齿裂大戟、北美苍耳等；从蔬菜库中曾截获的疫情主要有马铃薯金线虫、马铃薯白线虫、鳞茎球线虫、腐烂茎线虫等；在甲板上也先后曾截获过亚洲型舞毒蛾、美国白蛾、中对长小蠹、外齿长小蠹、橡胶材小蠹等有害生物；在货舱的遗留垫舱木、压水舱夹层、修船散货残留中多次截获北美苍耳、滨州苍耳等有害生物。另据姚玉明、刘爱华、梁文、杨永茂等对天津港口岸、蛇口口岸、湛江口岸、日照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检疫中相继截获了马铃薯甲虫、大家白蚁、芒果象、辣椒实蝇、红火蚁等检疫性有害生物，这充分说明国际航行船舶携带的危险性有害生物种类愈加复杂繁多，传播动植物疫情的潜在风险更大。